唐代士大夫为什么热衷于参禅?

    安史之乱后，士大夫们纷纷转向禅宗，通过逃避现状、寻求精神慰藉的方式，以满足心理上的需求。

诗人王维

    诗人王维曾跟大荐福寺道光禅师交好，“十年座下，俯从受教”，并受神会之邀，撰写《六祖慧能禅师碑铭》。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任职期间，常跟禅僧往来，“一时南方诸大德碑铭之文多出其手”。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，跟南岳衡山、杨岐山、牛头山等地的禅僧有深交，并极力倡导，与当时佛教内部要求融合的趋势相适应的“方便无非教，经行不废禅”的禅教一致主张。诗人白居易既信道教，又对佛教有很大的兴趣，也与禅僧有往来。开元年间，诗人杜甫也曾随波逐浪地成为禅宗信徒，入川后方改信净土。
    唐代士大夫的参禅活动，与安史之乱后南宗禅的兴盛有密切联系。安史之乱以前，唐朝处于鼎盛时期，物质丰富、无忧无虑的生活处境，自由开放的仕进方式，放达自在的表达渠道，使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恢弘自豪、开朗奔放的氛围中。士大夫们心中充满了事业上的雄心壮志，人人怀抱建功立业的极大热情。在这样的社会，佛教彼岸世界的魅力主要作用于下层的劳动民众。对于上层的士大夫们而言，佛教只是点缀风雅的方式，炫耀财富的对象。
    安史之乱使士大夫们从甜蜜的幻梦中苏醒过来，美妙的理想化成了泡影。怀着无限的失望和惆怅，士大夫们纷纷转向禅宗，通过逃避现状、寻求精神慰藉的方式，以满足心理上的需求。禅宗生活既不用坐禅，也不用苦行，又不用念经，耽乐于山水田园之间，耳闻流水潺潺，目送白云悠悠，吟风弄月，怡然自得，这恰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意境。在士大夫们的眼中，禅宗与庄周的自然无为、退隐适意的高雅生活方式毫无二致，这等美事，当然难怪他们趋之若鹜了。